关于世界遗产与旅游的关系，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颁布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2年发布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和特性的建议》提出：“（遗产的）校外公共教育应是新闻界、保护景观和遗址或保护自然的私人组织、有关旅游机构以及青年或大众教育组织的任务”，即“旅游要为遗产教育服务”。

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诞生，同时也正式提及旅游业给遗产带来的影响，并将旅游视为遗产保护的威胁（第十一条），在同年通过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文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强调“涉及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旅游发展计划的制订应审慎进行，以便不影响该遗产的内在特征和重要性”（第十五条）。1976年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同样要求“各成员国及有关团体……还应做出规定，采取措施消除因旅游业的过分开发而造成的危害”（第三十一条）。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公约》颁布之初，旅游被视世界遗产保护的对立面，被视为一种“威胁”。

199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1997）》首次正面讨论如何进行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发展与规划。随后，ICOMOS通过《国际文化旅游宪章》，不再将旅游看作是被迫容忍的业务，转而更关注旅游发展的正面影响，并以“促进和鼓励旅游业”“促进和鼓励保护遗产各方和旅游业之间的对话”，在处理旅游利用与遗产保护的矛盾问题上，与过去的“禁止”“限制”“监督”“预防”等手段相比，更注重可持续的“规划”“管理”和负责任的“推广”。在对待游客方面，与单纯的“劝阻”和“教育”相比，《国际文化旅游宪章》提出通过“阐释”与“演示”等适当、启发性的计划促进和鼓励高度的公众意识，旅游被逐渐认可为世界遗产保护的一种形式。

2002年，UNESCO发布《世界遗产地旅游管理的实践手册》，不仅辩证分析了旅游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和经济与文化影响，还着重阐释了游客、东道主社区这两大参与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他们同样是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参与者，只有充分尊重与协调各方的权益，才能保证遗产地保护与管理进程的顺利进行，将旅游与世界遗产的“双刃剑”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2017年，UNESCO《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17）》首次要求将世界遗产地游客管理状态纳入世界遗产地年度报告的评估范围。

回顾过去50年历史，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咨询机构对世界遗产“利用”的定位由“展示”向“阐释”转化，旅游之于世界遗产的地位也逐渐由“威胁”转变为“利用”，再到“一种保护形式”，进而逐渐地被客观地理解为“双刃剑”关系。

不难发现，过去50年我们对世界遗产与旅游关系的定位虽然在变化，但对世界遗产与旅游的本质认识没有变化，即把遗产看成一种意义固定的客观存在，将旅游视为对遗产的一种单向的利用形式。因此旅游可能是世界遗产的“威胁”，也因此需要加强管理。

但是，人们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在改变。随着世界遗产数量的快速增长和类型的不断丰富，从精美的宫廷建筑到简朴的地方民居，从壮美的自然景观到多样的生物栖息地，世界遗产的类型几乎无所不包，世界遗产似乎不再是“稀缺、罕见”的文化与自然遗存。同时，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普适标准与地方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冲突、世界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冲突以及世界遗产认定日益政治化的趋势，人们开始反思评选世界遗产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此外，当主权国家之间申报世界遗产的竞争日益激烈时，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简单地将世界遗产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保护对象，而是更多地赋予其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的情感与意义，对旅游者而言，世界遗产也远非一个被参观的对象那么简单。

同样，人们在世界遗产地旅游的方式也在变化。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世界遗产旅游不再是一个单向的游客参观过程，游客到世界遗产地参观游览，然后在具有标识意义的地方拍照发到社交媒体，再与朋友点赞互动，这才算完成一个完整的旅游体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者并不一定会按官方的“突出普遍价值”去理解与体验世界遗产，而是通过社交媒体去重新解构世界遗产的价值与意义并广泛传播，如故宫的猫、西安的胖妞。此时，旅游活动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对世界遗产的直接消费利用，其实质已经是与世界遗产的一种价值共创。

因此，社交媒体被旅游者广泛使用的背景下，旅游与世界遗产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而是越来越多地成为旅游体验共创和遗产价值共创的关系。